据我所知，在达县老城街道中，街名之复杂、街巷之多、变化之大，大概就要数从鱼市口到菜码头，也就是从南门口永丰街到西门上的木厂街、篾匠街那条傍河长街。这条长街，如果依旧时城墙为界的话，自然不在城圈圈之内。可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贸往来频繁，特别是重庆、湖北、陕西、江西等地区商家来这里经营销售的日渐增多，才使这沿州河又靠近南门码头的原本冷落荒野之地形成街道，并很快兴旺繁华起来。
先说街名。从南门口开始，依次有永丰街、长兴街、箭亭子、木厂街、铁匠街、铜匠街、篾匠街。其中铁匠街与铜匠街都在西南城墙外与木厂街紧邻，而篾匠街因修建起红旗大桥，被隔在桥的那一边。
再说街巷。仍从南门口数起，最先是水星街，又名布市街，往前不远过万寿宫有万寿宫巷；再往前过禹王宫后有三条小巷，依次是：禹王宫巷、杀猪巷和花家巷；再朝前离清真寺不远有郑家巷；过了清真寺前面还有火厂坝巷。这些小巷都与南顺城街或西南顺城街相连，既为城壕内外居住的人到河边提供了方便，更容纳了不少本地、外籍的商民、住户。
至于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之大，大家都耳闻目睹，我这里就无需多说了。
我第一次知道鱼市口，还是在解放前两年我们刚来达县不久。父亲为了让我们姐弟熟悉这新到的地方，抽时间带我们绕旧时的城墙或城壕的方位走一圈后，又带我们到南门口。那时候达县街上并不闹热，就是在城中心地段的正街，即今天的翠屏路，商家店铺也不多，行人、车子（黄包车）更少看到。但在南门口就不一样了，不但茶馆酒店面馆差不多都是人出人进，好多店铺或住家户门前街沿上，还摆着各种各样售卖的东西，卖鱼的特别多，而且都是昨夜或今晨捕钓的，有的养在木盆里，有的单个或成串提在手里。看着那些在盆里游来游去、在手中活蹦乱跳的鱼，我们是又兴奋又好奇。父亲说这里就叫鱼市口，是城里专门卖鱼的市场，清早和傍晚来这里买鱼的人很多，因为这里的鱼都很新鲜。
鱼市口除了是鱼市场，栈房旅店茶馆也不少。这里挨近南门码头，外地客商来往频繁，栈房旅馆自然生意兴隆，茶馆酒店更为外地商贩、本地船工渔民提供休闲、谈生意的场所。这种热闹场景，大约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公路四通八达，比之于水运，陆上运输开始显得更为便捷，水上交通慢慢退居其后。
鱼市口地处十字路口。朝下是南门河坝、南门码头，朝上是正南街、凤凰头，向东是珠市街，向西是永丰街。离永丰街街口不远就是与南顺城街相通的水星街，听说这里先前是布市，也相当热闹，所以又叫布市街。布市街除了商铺之外，还有几个较大的院子，我的两位高中同学就住在这里。布市街街口对面是达县商会，达县城解放前夕，县城各界人士的代表在这里开会成立了达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治安、迎接解放。以后这里又先后成为达县工商联、达县市党校办公之地。我记得还在这里观看过一次比较大型的文艺演出，可惜因时隔太久，是哪个单位演出、庆祝什么节日已记不起了，只记得演出大厅宽敞大气，舞台布置也相当气派。当然，与现在那绝对是没有可比性的，但在那时，却是难得的美的享受了。
从工商联再往前不远是月台，这月台的来历，我曾向附近的老人打听，他们也说不大清楚，有些人把这里喊成“阅台”，到底为何这么叫，还需进一步走访调查。不过我那时看到的月台已经是个不算大的菜市场，蔬菜瓜豆、猪肉禽蛋一应俱全，附近还有几家小食店，豆浆、泡粑、发糕、油团、油条、馒头、包子花样也不少。听人说，月台靠外原先的房屋、平台、梯坎因洪水反复冲袭早已垮塌废弃。月台街对面大多是民房，我初中的第一任美术老师姓谯，他爱人的家就在这里，谯老师住在上后街我家的上隔壁，他爱人有个小妹是我姐在达女中的同学，常来她姐家，有时也到我家后面的坝子，同我姐一起温习功课。后来，谯老师到成都某设计院工作，举家迁到成都，只留下一个小名叫二毛的男孩陪伴婆婆。再后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作为颇有才华的二毛（大名叫谯仁兴）下乡插队到当时百节乡的某个生产队后，还给我来过信，信里附了一阙他填的“沁园春”词。可惜此后我们的联系中断了，估计他婆婆去世后，应该去了成都，回到父母身边。
在这附近还住有两位高中校友，一位姓陈、一位姓刘，一男一女。高中毕业两人分别考入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又都分配到南江县长赤区，一位在中学任教，一位在医院上班。因为有同乡、同学的关系，现在又在一地工作，两人便成家生子了。那时的医院分科不像现在这么细，医生也大多是多面手。大学毕业、经过专业培训的刘医生，很快成了医院的“顶梁柱”，除专长的儿科，妇科、内科、外科也都很有造诣，在长赤坝成了家喻户晓的好医生。
过了好多年，在中学任教的陈老师被调到县城二中，刘医生也调到离县城较近的沙河区医院，家自然也搬到医院。刘医生因为带着小孩，生活上要讲究些，这就不免要同那时的加工厂（杀猪卖肉的）打交道，想在定额肉票之外，买点猪板油或猪肝之类。可是，一则刘医生刚来不久人地生疏，二则沙河加工厂卖肉的这位，一向看不起“臭老九”，任凭刘医生讲明情况也不买账，还用话嘲讽一番。过了一段时间，那位掌刀卖肉的大腿上长了疮，又红又肿，还疼得厉害，到医院来找到刘医生诊治。刘医生仔细看后告诉他，还要过几天才能开刀，他不信，说开了刀、挤了脓就好。刘医生再三劝他，那家伙根本不听，反而大声斥责医生：“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怕痒怕痛的，老子就不怕，来，一刀儿划开，挤了脓就没事了。”作为医生，知道这时开刀是不恰当的，但见他那强横无礼、无知无识的样子，只好依了他。这一刀下来，那家伙就杀猪般叫起来，惊动了整个医院。正如医生所说，疮口划开了，半点脓也挤不出来。刘医生只好给他上了药、包扎好，又开了些口服的药，让人将他抬了回去。
这件事过了好久，那位卖肉的不无后悔地对人说，还是那些进过学堂、喝过墨水的人有本事，不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啥都不懂，只晓得乱整。
月台斜对面有几条小巷，都通向西南顺城街，其中一条叫杀猪巷，大概先前好多年这里曾经是杀猪的地方，后来这里不杀猪了，巷名也改为“长春巷”。不过在口上却有个屠宰场。记得达城解放不久，政府允许城内居民养猪，我们家也喂肥了一头，就是从马蹄街过西街经鸽子巷（城里人叫鸽子市）跨西南顺城壕（街），还要穿过这条杀猪巷才到屠宰场。我记得，开初肥嘟嘟的猪嚎叫着不肯出圈，拉出圈后又躺在坝子里不肯起来，父亲最后请来两位青年邻居，用绳索捆绑后，才把猪抬到屠宰场。我们一路跟着跑，总不肯离开这头养惯、养肥了的猪。
在杀猪巷与西南顺城街交口不远处，有一个较大的院子，我一位同事的老屋就在这院中。这座大院面临顺城街，院门内的石坝子宽敞平坦，院坝四边的房屋也整齐划一，估计以前是某大户人家的私宅。听同事介绍，他家上两代都是船民，长期过着以船为家、与水为邻的流动生活，没有固定的居所。直到解放后，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同许多船民都先后买了房，安定了下来，他也才有机会上学，还成了人民教师，这在旧社会，简直连想也不敢想啊。
过了几条小巷前面不远就是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可不同于城内的北岩寺、西圣寺一类寺观，有高大巍巍的殿堂，寺门也令人顿起肃穆、敬畏之感。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看到的清真寺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候清真寺所在的街道，不管是箭亭子还是木厂街，街道狭窄，街两边都是低矮的中式民房，像清真寺这样的建筑，虽然并不怎么高大雄伟，但带有一点阿拉伯风情，光是那不算高大的寺门门楣上的寺名就有汉文和阿拉伯文两种文字，寺内的清真大殿后墙正中有一方很大的石碑，刻着“安拉”的阿拉伯文，这些都显示出与城内其他寺观不同之处。当然，清真寺也有与城内外大多数寺观相同的地方，寺门外也有两棵黄葛古树，枝繁叶茂、勃勃生机，给整个清真寺和附近街区带来一片清凉。
清真寺下方不远就是州河。由于商贸往来的需要，州河在绕经县城的地段，有好几处上下客商、装卸货物的码头，这些码头根据实际需要有大致的分工或侧重。南门口的南门码头和滩头街的滩头码头是两个大码头，南门码头带有一点综合性，客商来往、货物装卸十分繁忙；滩头码头与邻近的花码头是以装卸陕地运进的棉花、盐巴、布匹，本地运出的黄表纸、桐油、生漆、药材等为主。而清真寺下面菜码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区附近的菜农。大清早，菜农们（多是农妇）把新鲜蔬菜或鸡兔禽蛋挑到城里市场上出卖，换了钱，买些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回家，一些青壮年汉子，担着粪桶，除了带点蔬菜禽蛋卖之外，还要沿街收粪，或到事先联系好的学校、机关的粪池舀粪。这时候的菜码头河边就会停着几支“粪船”，将他们连人带粪桶送到对岸，这是城里其他码头不具备的功能。不过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或恐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