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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1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官记录并撰，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2
很早就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推荐，但一直没有机会阅读，毕竟是历史方面的书，和日常生活和工作交集不大。暑假期间偶然机会借到这本书，用了1周多的闲散时间阅读完。
本书是美籍华人黄仁宇所著，1976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本，本书不单单是一本历史书，书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研究从财政、人事、军事、政治、哲学、阶级等多个解读来解读明朝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
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新角度和方法，提倡用大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大历史观提倡“将历史的基点退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在这本书中就是通过研究万历年间6个主要人物作为横截面来研究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封建社会。
阅读时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封建制度越来越登峰造极，皇帝越来越沦为一个符号或者“牌位”。这和之前上学时学历史和平时看书看到的'结论不同，之前的观点是明清两朝中央集权达到顶点，明朝废除了丞相，清朝设立了军机处，只是作为皇帝的顾问和行政秘书，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无上加强。
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确是皇权在封建社会后期更多作为一个象征出现，真正起到统治作用的是一大批文官集团，这些文官集团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任何行为举止和言行都做出了规定，皇帝在公开场合翘个二郎腿也会受到文官集团的劝谏。文官集团不要求皇帝有多么文治武功，也不需要锐意进取，只需要作为一个表征在那里就可以。
2、认识到了更丰满的历史人物。中学时的历史教科书在描写或评判历史人物时往往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通过历史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人物那就真的是管中窥豹了。中学以后通过网络、图书也了解了一些历史人物，但这些了解都很片面，缺乏专业性。
在书中的6个人物中，比较感兴趣的是张居正，戚继光，这两个人物耳熟能详，在看本书之前也在别的地方听说过两位的大名，但是还比较浅显，印象中他们都是为当时朝代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尤其是戚继光抗倭胜利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理所当然认为戚继光是大英雄，大豪杰。
看了本书之后才对两位名人有了更丰满的认识，他们不仅有光辉伟岸的一面，也有在当时环境和自身条件约束下“阴”的一面。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
万历皇帝的老师，深得皇帝信任，大权在握，为改革财政制度，支持军事改革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生活奢华、任人唯亲、不择手段等为当世文官集团所不齿的劣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中后期最为重要的军事将领，创立新军，创新军事技术、整肃军纪，清剿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同时他的专横跋扈，对首辅张居正的密切接触也广受诟病。但是戚继光仍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书中对戚继光的描写有一句话很中肯，“戚继光的才能不是说彻底变革当时社会制度，而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做到局部改善。”
在阅读时发现另外一点，书中几乎所有的数字、对话和任务关系都有相应的文献支持，书后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足以证明著作的专业性。
当然了，由于自己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提出以上感想只是一家之言，也不能对本书提出更专业的解读。书中一些说法和结论还需要多次阅读、思考和推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3
海瑞其人——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当他回顾他的做官史，他还是一个小小教谕的时候，面对知府的视察，他拒不下跪，因此得名“海笔架”。纵观他那没有一丝灰色收入的一生，可以称其为“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当他成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他敢于直接向皇帝上奏，说他一意修炼成仙；竭尽老百姓的脂膏，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临朝，法规纪律松懈。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时常发生，盗贼四起而且越来越厉害。
陛下试想当今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啊？连嘉靖看了都连连摇头，说：“这个人大概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看到了帝国的黑暗，只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勇士，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他的身份作为一个传奇比他活生生的本人更为有血有肉。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4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5
我先读了明朝那些事，因为笔法幽默轻松，所以是一气读完。读的过程中查了很多资料，也偶尔百度，整个明史出场人物众多，也读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有很多在历史框架内左右挣扎，企图挣脱时代的镣铐，推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却始终领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6
《万历十五年》经过记录在16世纪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万历年间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乱，反映了当时社会，高级官员的悲惨人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他生前得志、扬名立万，死后失势、遭掘棺之耻；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在张居正死后罢官家居；名士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海瑞，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可是作为一个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即便是郑贵妃、张鲸、冯保、高拱、卢镗、也统统没有好结果，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代为极限，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本书告诉我们在以德替法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为民、为官之人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帝王维护或保护的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他的统治地位。为了帝国的传承，帝王能够牺牲一切，包括所谓的“德”。“德”字何解，就是执法公正不阿，待人谦虚，对朋友不分高低官职。对底下臣民则应当视如儿女，这就是君王所要有的“德”。
没有保障的为官之人整天就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没有保障的为民之人不屑为朝廷尽忠，在异族的铁蹄下，明帝国最终灰飞烟灭。我想一个国家的潮起潮落不全在于国主，民众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想让船跑得快，水才是关键。顺势的话，朝廷会发展和快，逆势则会慢，严重的话船也保不了。最终，大臣们的贪福之心也所以破灭，居民们的生活保障就得看下一个君王了。
历史沧桑，万历皇帝万世传承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失在我们目光尽头，渐渐的久远。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7
《万历十五年》是对明代衰亡原因的概括，选取的人物分别反映了不同方面衰亡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某个问题上去，让人明白明代衰亡的表面与内在之间的必然性。
从“表”上看，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制度本身是君主专制，而皇帝决策常常有误。并且在与群臣的较量中，群臣占优，皇帝便报复性地消极怠政。一方面皇帝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皇权正在被变相地攻击而受限。前朝的集权化导致了万历年的皇帝即便不谋其政也不让大臣出头，结果拖累了社会发展。
第二，官僚政治严重。书中有一句话说“官只担心民众吃不饱，不担心民众吃不好。”官们更关心的是“合法与非法的收入”，地位，名利。私心人皆有之，但放到国家层面，缺乏法律规定，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这样评价他：“最奸的奸臣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他对皇帝来说是父亲一样的存在，而张居正本身是官僚阶层的顶点，是剥削阶层的主力。尽管他本人渴望更好地治理国家，重视民生，但他所在的阵营却因他的力量壮大甚至与他本人、与皇帝对抗。
第三，是岗位待遇问题严重。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而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监察部门对腐败视而不见，从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与生产力长期低下，转而又威胁到岗位待遇与税收的规范性。
第四是部门管理上的不科学。其严重后果从倭寇攻入内地环南京城抢掠后全身而退可见一斑。曾经发展水平世界第一的明朝被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来的流寇恶民如此狂虐，其部门管理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漏洞。说到底，还是中央机构、文官集团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军事机构，使其能高效运作又不至威胁中央集权。而文官集团在日本人的长刀架到脖子上之前并不想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更在意的是压制武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主导社会风气，攫取更多物质利益。因此，若无张居正这样的人力挽狂澜，事情还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然而这四个方面，以及其他未提到的方面，在书中被归结到一点上：道德统治社会。以四书五经作为不成文的治国方针，让人的利益、欲望缺乏可见的管制，而使行为与准则渐相背驰，而形成的了“阴”与“阳”。明代是一个充斥着“伪物”的朝代。哲学家李贽也因研究这种现象而名声鹊起，最后却触犯了士绅阶级利益而在当时身败名裂；张居正生前励精图治，死后也被大清算；二辅门生参奏大辅，三辅门人参奏二辅；戚继光因自己用士兵武器战斗而得以留职，他的同僚却因支持技术创新发配边疆，只因技术发展要重新洗牌各个衙门和官职。文官集团曾为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却成为了社会毒瘤。这不是什么人性的悲哀，人为利益来去本无可厚非，说到底还是治国之本出了差错。
由此观之，要整顿的是执法制度和力度、社会生产制度、军队编制，而最重要的还是限制这些“伪物”，着眼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利用当时的剥削关系促进技术发展，再促进社会革新，这样以来就可能为我们的明朝续上个几十上百年的寿命了，直到工农社会真正的主人再次为自己代言。
可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万历十五年一去不复返。我们只有在它的教训之上尽全力把未来的事情做到最好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8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9
读史使人明智，初读《万历十五年》，心中总是愤慨万千，直至读完才明白一些其中内容，说懂只能是贻笑大方，如下只能称为一些个人心得。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从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再到万历皇帝、戚继光、海瑞到最后的李贽，这一段几乎在每章都有写到。本书以六个历史人物的失败来起笔，然后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来映照整个明朝的命运。帝国的灭亡在这一些已经注定好了结局，失去了最后扭转乾坤的.最后机会。
此时，帝国经历了200多年的统治，文官集团已经达到了统治的巅峰，制度已经僵化，朝廷的管理已经失去了控制，而作为帝国的主宰万历皇帝也成为朝廷所需的一个吉祥物，以致帝国在缺少早朝的25年都能顺利运转下去。这一年万历皇帝即位已经15年，从9岁孩童，到如今正值盛年，终于有了清晰地感受，无能为力。这一年，张居正逝世已有5年，在这一个不需要丞相的时代，其人也是无可奈何。这一年申时行任首甫已有五年，依然用自己的“阴阳”之法来维持整个朝政的平衡。这一年万历皇帝才值24岁就已经成为了活着的祖宗。这一年一代清官海瑞溘然离世，坚守一生，却始终游离世界之外。这一年，一代名将戚继光也走了，文武双全，却也逃不过这时代的轨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10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