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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1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2
最初知道刘勰，是因了他的那句话，“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写出我心中所想，只是觉得这些真是妙不可言的东西，没怎么就给他说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想了解他，就买了这《本文心雕龙》，今日决定研究国学，才开始认真去了解他，学习他。
至今，刘勰的去世，将尽15个世纪，但他的名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陌生，比起他当年的身世，甚至还显赫些。这不是偶然的，他在文学批评，建树了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历放出了异彩，有很大的贡献，即使到今天，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在此，主要阐述他在文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之一：他的宇宙观点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文心雕龙》前三章强调儒学是文学的根底，这是因为刘勰的崇儒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从刘勰的生活时代看，在刘勰之前，从两汉以来，出现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桓谭、尹敏、王充、张衡等。与刘勰同时，刘孝标的《辨命论》，范缜的《神灭论》，也是进步的作品。刘勰显然受了他们的影响。另外，他在写《文》的时候，正是佛学盛行之际，他早年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长期研读过佛书，而之后他却宁愿打着儒家旗号来达到使自己的作品为后世所重的目的，这正是儒家入世的传统心态。可见，他在关于文学的一般论述上，他的宇宙观虽然是唯心的，但文学观却是合于唯物的。
在《原道》中，刘勰认为美并不始于人为美，在人为美之外，先有客观的自然之美存在。他在本篇内明确的指出：孔夫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写天地之辉光，晓民生之耳目矣”。这就是刘勰的文学观所以合于唯物论的基本立足点。再者，他不把代表客观本体的道，看成是无知无识的器，却把他看成是有心之物。因而所谓“道之文”，就是这个有心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合于自然之美的人文，就以合于天地神明之心而可贵。归根到底，就不可不把刘勰的宇宙观归于唯心主义了。但是，又不能说刘勰是一个成熟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因其从客观美得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文学上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明诗》里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诠赋》里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在《物色》里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都提出了客观的物，为创作对象，认为文学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此外，刘勰又不主张自然主义的模化外物，认为感物写形，是带有主观爱憎的。因为“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所以进一步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这就不仅合于唯物论，而且带着辩证的观点。
总结起来说，刘勰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他的文学观是合于唯物主义的，他探讨了人为美与客观美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的整套理论体系，在历自然是难能可贵的，对今天来说在整个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是一块里程碑。
除了这些大块的来说关于他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外，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这些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受益的时候，反而是在一些字句里面受益不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好处了。像宗经里面，“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为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经典著作在刘勰眼里就是这样的，经典可以泽被万年，以至于到现在我们读这些经典的文集都觉得特别受惠，刘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书有朝一日竟也会成为经典呢！只是这个"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确成为了我们写作的一个典范要求。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对这句话就是尤其的喜欢。
刘勰的《诠赋》。有文是这样说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物以情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比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章是先要有情感然后配以丽词佳句才能是好文章，但是若没有睹物兴情的基本条件，不知道作赋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赋就是花朵太繁，把骨头都压断了。所以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真情，而且是永远的。到现在我们写作，是；离不了这些东西的。
《哀吊》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题奢，奢体为辞，则虽丽而不衰；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依然是指写文章先要心情先定下来，自己先有情，然后才能感动别人。如果只是追求问题奢华，那么必是华丽但是情必不哀，一定是自己爱情之所至，才能使读者哀痛，才更可贵！讲的都是这个道理！直至今天我们好多的文章这样讲那样讲写法，其实何如让学生多读点书，多积累点真感情！下笔如有神才能得千古佳句，而不是写成新时代的八股文！
十七篇《诸子》讲，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六国以前的作者，在当时虽说不得意，但是他们的主张缺流传下来了，他们写的时候是千古以前，但是他们的感情想到的是千古以后，他们的名声不会消失的。所以千古之前刘勰就已经认定他们的光芒以后也是不会磨灭的，定是要有于后人有益的，有一定的贡献于人类，必定会使人类记住他！从这个角度讲，刘勰是让人佩服的，也值得人学习！
研究刘勰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很大的精力，才能探得他的精髓，我知道，这一时三刻也不过是得起皮毛，但是读一点得一点，我会继续努力，一直最下去，也许有一天不做这个课题了，我一样去读他的书，继而带动我去读其他的读点名著，受益颇深！
《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3
经过老师的提点，了解到一个文史知识：古人认为乐府是歌，而非诗，虽然今天我们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而且从这篇的举例当中也可以对此进行佐证。通读全篇我仍然对于“诗”与“歌”、“乐府”之间的界定有点模糊，从开篇第一句对“乐府”的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似乎可以认为有“五声”“十二律”的乐章就是“乐府”。放在我个人更通俗一点的理解，那就是有曲调配合，能演唱出来的就算“乐府”。如果照着这个概念去推论的话，可以联想到今天的歌曲，但这种类比可能仅仅是流于形式上的对照，从实际内容上来比较，乐府的艺术水平比现今的歌曲要超出不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诗经》中的篇什不也是可以吟唱出来的么，是不是因为缺少曲谱，所以是有所区别的?
全篇的行文布局和上一篇《明诗》颇为接近，从乐府的发源到作者所处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梳理，为乐府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不错的参考。
作者大部分仅对乐府诗的音乐形式进行剖析和论述，主要的论述对象是“乐体”，因为这是乐府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的特点。乐府诗的最高标准是歌辞与声律的相配，歌辞“雅正容典”，声律则要求“中和之响”，“和乐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就是集“形式美”与“内容雅”为一体，作者认为这样表里相称的乐府诗才是好的。
自从古乐逐渐衰微，雅正的音乐难以恢复，作者在时间轴上从前往后的不断梳理中发现了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经典的流失，统一演奏乐器、音调等当面的记录也消亡，音乐声律需要重新不断地调整和摸索;第二大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淫俗的音乐容易传播，人们也喜欢这种不断变化的新鲜感，而雅正的音乐，则让人听了容易打瞌睡发呆。所以“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
即便如此之难，作者仍然强调音乐的雅正作用和对此的不断追求，因为九德之歌才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这才是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应该具有的积极意义。
《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4
《明诗》是《文心雕龙》第六篇，内涵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诗的定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二部分作者简单的梳理了从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状况，第三部分在总结诗歌发展情况下还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最后还简单论述了其他类型的诗歌起源，如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等。
阅读《明诗》篇，让我对刘勰更加钦佩。我觉得《明诗》篇可以看做是诗歌的一部简史，尤其是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诗歌的发展状况时，对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品、诗人、以及作品特色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很到位。不过有一点略微有些奇怪，刘勰在论述五言诗时，论述其实很全面，例举的作家作品也很多，但是却只字未提陶渊明的作品。现代学者对于这一现象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当时陶诗没有编定出来，所以刘勰没有收录其诗，二是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田家语”，在刘勰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受到重视。但其实从刘勰和陶渊明的生活年代来看，刘勰应该是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
而且陶渊明作为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的诗歌注重写意和言外之意的效果，诗风自然浑融，几乎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如果刘勰看过陶渊明的作品，不可能不留意。再者刘勰在《明诗》篇中，反复提及诗歌的本质源于自然，即“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陶渊明的诗歌应该符合他的这一要求，但是刘勰未提及陶诗确实让人疑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诗歌的定义与传统儒家诗学对诗歌的论述略微有些不同。儒家诗学中对诗歌的经典论述不少，有些明显反映出儒家的诗教观，比如“美刺”“匡谏”；也有一些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的说法，比如“言志”。刘勰在引用时，引用的是“言志”但又提出了“自然”说，认为诗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的论证显然更加注重诗歌的本质，比较理性。
《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5
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
《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6
我读《文心雕龙》时被里面的句子被吸引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存着，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道之文也……”
刚读几句，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这是多么大气的文笔，多么宏伟的站位。“文”，自古以来就被人们重视，它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一产生，它就产生了；天地多久，它就会有多久。仰望苍穹，有日月交相辉映，天空就是纸张，日月就是最美好的文字，流淌出圣洁，照耀千古；俯瞰大地，有山川竞相争秀，大地就是纸张，山川就是最美好的文字，勾画出锦绣，美丽万载。读着读着，心胸都变得阔大了，思想都变得辽阔了。读这样的文章，才会让人有写文章的冲动。
《文心雕龙》是一部好书，不仅对为文，对做人，对思想都是大有利处的，值得一读。
《文心雕龙》读后感 篇7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