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欣赏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精选10篇），由笔构网整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1
费孝通以论而再论的两章篇幅阐释“文字下乡”对于乡下人之无用。若只闲闲地读，可能也就一带而过了。但是，我想从中抽出些什么，颠来倒去翻了又翻以后，却感觉费大学者把一些易懂的观点绕来绕去的解释一通后，反要让我挠头了。
我姑且先以大白话来解释他的观点：乡下人不使用文字不是因为愚，是因为生活中不需要。从空间上看，大家成天面对面的，有什么需要交流，用语言更直接，以说话的方式就行，更熟悉的，甚至不用说，只用手势或眼神就行。不必求助于文字。从时间上看，人们用文字记录下东西，是为了后人从中得到经验。而乡土社会，语言足可以传递经验。当一个人遇到问题，总会从年长的人那里问到解释问题的经验。哪里还用着上文字?文化传承可以在亲子、邻里之间传授无缺。所以，无论在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上，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生活的需要。或可说，因为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的存在，文字这种居高的庙堂之物没有扎根的土壤。
以费孝通的观点，乡土社会中，“文盲”可以很好地世代顺畅地生活。提倡文字下乡要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只有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性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之 一
许多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是凭什么?如果说乡下人到了城里不知如何应付汽车，东避西让慌里慌张是“愚”，那城里人分不清包谷和麦子，一听狗吠脸变色又作何解呢?只能说，这些是知识问题而非智力问题。
又说，乡下人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这也难让人心服。“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那么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武断地下结论，乡下人识字的能力差。
费孝通举了个例子：教授的孩子在乡间小学学习，课程上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总夸奖这些孩子聪明、智力高。可是，放学回来在田野里捉蚱蜢，这些“聪明”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的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此间诸多缘由，最根本的是环境。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到字，没有日常混熟的易于识字的环境。教授的孩子日常不在田野里跑，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也不容易。这样一比较，自然不能说乡下人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
乡下人智力不差，却多文盲，为什么?
其一，乡土社会无空间上的约束。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因为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广西瑶山，部落有急，以送铜钱的记号向其他部落求援。这也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
而乡土社会，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是面对面的社群。在熟人社群里，甚至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门里人可以通过足声、声气、甚至气味来判断门外来人。如此熟悉，如此近距离，何用文字?
其二，文字的表达有局限，不完全。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像老早以前的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流行写情书，而很多悲剧就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这不完全是“间接接触”惹的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表达情感通常是和当时的外部环境相配的，这些情意异了环境有可能“走样”。这时，运用文字就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了。
而说话却便宜得多，不需要注意文法，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这让我想到，网络上交流，一句话的后面配个表情，语言生动许多)面对面的语言交往如此直接，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交流方式而采用文字呢?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表达情感。语言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熟人中，话少，就是因为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直接的会意了。
乡土社会中多“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之 二
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可以依本能而活动，人的当前却是靠记忆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要力求发展。
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历世不移的结果就是，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会传下去，成为子孙们将会得到的经验。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踏着先人的脚走同一条道，他先走，你后走，踏着先人的脚印，口口相传，难有遗漏。不必依赖于文字。时间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这个地方传授无缺。
乡土社会，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有语言而无文字，是因为生活中对文字的不需要。只要基层的乡土性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
而今，基层的乡土性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一个朝代，除了战争、饥荒，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人口的加速流动，科技的日新月异，土地的集中流转，城镇化的阔步前行……，文字早已渗入社会的每个机体。我想，这其实也反证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不复存在。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2
时常看到历史的书籍里会讲到很多家族的长者坐在一起召开长老会议，并选出德高望重的人代理村里的事物。
在乡村里，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众多的事物都会和家族发*关系，都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着。如果事情小，夫妻二人就可以解决，但若事情大了，全族的人都会干涩进来。在家族里，最有威望的就是族长，他代表家族的形象与利益。而当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利益关系时就需要长老的协调，长老一般不止一个，他们总是由各个家族的长者组成。长老处理各种纠纷既不是依靠权利，也不是凭借大家的协商同意而产生的效力。他们主要依靠仁礼道德来管教人们！他们依靠传统的约束！所以他们总是很重视教化的实施。但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传统的东西也有过时的时候。这时应该怎么办呢？反对吧。长老领导下的礼制社会是不允许反对的！于是，在现实的`社会中，新生的年轻人既然没有能力去反对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可以选择是积极地执行还是消极的对抗。这也就产生了书中所说的“名实的分离”。
这所有的一切是在西方社会所不能看到的。西方拥有议会的传统，他们更多的是同意的权利，只要同意形成的机构不能满足大多数同意者的意愿，机构就有被反对推翻的可能。他们的行事原则主要依靠法律的约束，他们要求执法者依法而治。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3
在众多老师的怂恿下，怀揣着各种熟悉感细致地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首先，孩提时代的乡土印象再次浮现：五线谱般的电线杆上鸟儿叽叽喳喳，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里鱼儿欢蹦乱跳，绿油油的田野上牧童的短笛在轻声歌唱，一垛垛的稻草堆背后孩童们你藏我躲......可是，回首今朝的乡土概貌已不同往昔，禁不住泛起内心那股暖暖的乡土涟漪。
很是惊诧，费老在"乡土本色"一行文中提到，他初次出国时，他的祖母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子底下。看到这，心里暗暗惊喜那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神秘的贵重物品，你是否也知晓了。后来，他祖母避人和他说了，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惊诧完后，也诉说一段我曾不敢启齿但与之相似的经历，第一次离家求学时，我母亲，不算很老的农村妇女，也是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东西放在了我箱子的最深处，好奇地问："是什么?"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给你保平安的，希望你出门在外一切平平安安......"一直压在箱底，直到后来算是翻箱倒柜找东西时，又显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它，一抔灶土和几颗茶粒。
这就是暖暖的乡土，不仅有母爱的寄托，还有那淳朴的`乡土情缘牵系着。
我，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乡村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很深厚、很诚挚的埋藏在心底。一踏进大学，身上那股"土里土气"的质朴俨然与外界格格不入，但日子久了，又生怕与乡村有关的"味道"将随着喧闹的外界渐行渐远，所以，有时就特别想回到过去看看，小时候的村庄、暑期支教的乡村、大一学习生活的南平校区。摸摸那片烙上童年脚印的黄土地，嗅嗅那乡土的味道，那是被自然孕育着千百年的村庄;在支教的期间，重温童年幼稚的游戏，阳光下童真无邪的笑脸洒满大地，充分展现孩子快乐的本性;怀念静谧的南平校区，修身养性，与世无争，悠闲的学习、生活便是一种享受。一种厚重感油然而生，这不正是某年某月后所向往、所追求的吗?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或许，哪里来的最终本该回到哪里去，一如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立足于用汗水浇灌的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沉默而苍黄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那暖暖的乡土养育我们世代族人的大恩大德。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4
正如费孝通先生这部作品的名字：乡土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
近代以来，西方工商业蓬勃发展促生的的资本主义力量在全球扩张，并按照西方文明的框架构建了当今的世界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当今的中国虽然在以积极的态度迅速融入时代，但根深蒂固的乡土性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潜在冲突严重制约了中国健康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如洪水般涌入的西方理念与中国的乡土文化发生了激烈交锋。当今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从中探究出一定原因。
麻木、冷漠、自私，鲁迅在八十多年前如此形容那时的中国人，后人更称其为“国民劣根性”，仿佛这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在传统的乡土中国中，社群的建立于形成依靠的是学院和地缘，不同村落与家族之间相对孤立和封闭，各自守着一亩三分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这种乡土哲学的所追求的最佳境界。然而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城镇里，居住在周围的人基本上是没有联姻与血缘关系的，就像乡土社会中的“外村人”。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社群内部的团结互助，但对于“外村人”关心甚少。现代的社会分工使得家庭得轴心由纵向的亲子关系转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家庭小型化和独立化，血缘上的紧密性被削弱，地缘上的集中性不复存在。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博爱”“平等”等思想却并未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在国民心中扎根。我们平日谴责的麻木与冷漠，并非中国人素质不高，实乃乡土文化中的排外习惯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在费孝通言明的“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退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际关系网”。由于乡土社会中的人相对稳定地在一定地域内活动，其形成人际的网络范围也就有所局限;另外，维持乡土社会秩序依靠的是“规矩”和“道德”，即“长老权力”，是教化的力量。然而在工业化的城镇中，由于传统大家庭结构的解体，“长老权力”被严重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同意权力”，即法律。中国社会目前可以说正处于这两种权力的交替时期。
在工业社会的城镇，现行法律制度在社会分工的作用下瓦解了“长老权力”的`基础，但“同意权力”却并未起到替代之的教化作用(法律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更像是道德教化，因为他们的法律一定意义上是宗教戒律的世俗化)，目前只能说是一种威慑力。对于铤而走险者来说，这种威慑力是可以加以挑战
的。没有了道德的潜意识约束，很多人很会认为只要做的违法行为没被发现就万事大吉。这种心理是知法犯法的一大根源。平时办事时，人们不是想着怎样按照程序来，而是先“找关系”。在“长老权力”和“同意权力”都未处于强力位置的情况下，“关系”越找越广，程序越来越畸形，违法行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依然是农业社会的乡村，现行法律制度产生了“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文化水平偏低的广大乡民除了将法律当做一套新的行为准则以外是极难理解所谓“法律精神”的。法律冲击了旧有道德和规矩的权威，同时给予了一些人不顺从者反抗“长老权力”的借口和武器，甚至扰乱了乡村原有的稳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本人学识有限，未在费孝通先生的著述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探究。但我坚信一点，不读懂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就无法解决好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5
在众多老师的怂恿下，怀揣着各种熟悉感细致地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首先，孩提时代的乡土印象再次浮现：五线谱般的电线杆上鸟儿叽叽喳喳，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里鱼儿欢蹦乱跳，绿油油的田野上牧童的短笛在轻声歌唱，一垛垛的稻草堆背后孩童们你藏我躲......可是，回首今朝的乡土概貌已不同往昔，禁不住泛起内心那股暖暖的乡土涟漪。
很是惊诧，费老在"乡土本色"一行文中提到，他初次出国时，他的祖母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子底下。看到这，心里暗暗惊喜那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神秘的贵重物品，你是否也知晓了。后来，他祖母避人和他说了，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惊诧完后，也诉说一段我曾不敢启齿但与之相似的经历，第一次离家求学时，我母亲，不算很老的农村妇女，也是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东西放在了我箱子的最深处，好奇地问："是什么?"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给你保平安的，希望你出门在外一切平平安安......"一直压在箱底，直到后来算是翻箱倒柜找东西时，又显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它，一抔灶土和几颗茶粒。
这就是暖暖的乡土，不仅有母爱的寄托，还有那淳朴的乡土情缘牵系着。
我，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乡村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很深厚、很诚挚的埋藏在心底。一踏进大学，身上那股"土里土气"的质朴俨然与外界格格不入，但日子久了，又生怕与乡村有关的"味道"将随着喧闹的外界渐行渐远，所以，有时就特别想回到过去看看，小时候的村庄、暑期支教的乡村、大一学习生活的南平校区。摸摸那片烙上童年脚印的黄土地，嗅嗅那乡土的味道，那是被自然孕育着千百年的村庄;在支教的期间，重温童年幼稚的游戏，阳光下童真无邪的笑脸洒满大地，充分展现孩子快乐的本性;怀念静谧的南平校区，修身养性，与世无争，悠闲的学习、生活便是一种享受。一种厚重感油然而生，这不正是某年某月后所向往、所追求的吗?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或许，哪里来的最终本该回到哪里去，一如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立足于用汗水浇灌的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沉默而苍黄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那暖暖的乡土养育我们世代族人的大恩大德。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6
在序言里费孝通先生讲过一句“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啊，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基层，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脸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中国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游牧的人可以遂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确实是因为这个因素而使中国的农业发展到至今。而本人作为游牧家庭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从小就陪爸爸妈妈遂水草而居，哪里的水草好，就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找个水草好一点地方，所以就没有固定性，性。而农业家庭来说他们是不能弃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他们要靠它而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具有固定性。
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基本上是社会格局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的清，在事实上就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7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 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8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这本书包含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
关于这本书，费氏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它是费氏在“乡村社会学”课上所讲内容的整理，除后记外，全书共14部分：“乡土本色”略论了乡土社会的概况，为不甚了解乡土情形的读者简要搭建了中国乡土的框架；“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两篇则从时间与空间角度分别阐述了传统乡土中文化的传递方式，从而引出礼治之适用于较少变动之传统社会和法治之适于变动较为剧烈之经济社会；“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和“家族”三篇又成一体，通过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比较作为中西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团体与社区，并引申出了中西结构其本质的不同；“男女有别”、“礼治秩序”与“无讼”三篇承前之礼治话题，从立法角度来具体考察分析乡土社会的秩序；“无为统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与“名实的分离”四篇则通过考察乡土中权力的归属将权力分为四类：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横暴权力类于传统之军政权力，同意权力类于今之法治的和平暴力，教化权力类于宗教教化之权而时势权力颇有卡理斯玛统治之列；最后一篇“从欲望到需要”则从经济的角度，以其动机是否为单纯生存需求为界，辨析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之经营目的的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的社会，中央集中了全国最高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然而，从中央发起的改革却鲜有不失败的，更有些甚至直接威胁政权的统治，许多理论上明可强国富民的统治甚至直接危害了统治的根基。这使我们在反思体制的弊端时也不得不细细考察这一“千磨万击还坚韧”的基层社会，反思这些历无数政权更迭而依旧千年不倒的门阀其基石究竟何在，反思在显性的暴力政权下究竟还隐藏着哪些隐性权力或者权力集合。“以史为鉴”，不止是为了“知兴替”，更是因为今天的社会仍存留着无数传统的因子，今天的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更深彻地了解这块土地的每一细微处及其产生根由，这样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不至于闹出“无粥食肉”的笑话。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9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根据解放前夕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完成的著作。书中详细阐述了费老在深入中国乡村社会后，于基层中洞悉的彼时中国的社会特点。费老在书中从政治，如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经济，如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文化，如文字下乡、家庭、男女有别等方面进行说明。虽然很多写实的描述早已时过境迁，不适用于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但它对当今学者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的研究仍然有着巨大值，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费老首先在第一篇的乡土本色中引出他对于“乡土”的概念——社会基层的乡土性，土是指泥土、是乡里人谋生的工具。“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老写得好，这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囿在土地上、耕种活动的分工程度也浅得很，可以自己自足的人们自然是流动性小、社会变迁速率小。我认为，从全书来看，费老的乡土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就是我们的传统社会。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一直是我们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传统是一种不易被打破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着农业的本性。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周围都是熟悉的人，完全不需要去耗费时间精力来适应陌生的“新面孔”。生活上的固定性使得我们产生了活动范围的限制性，形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熟人相见就打声招呼，法律、合同什么的是面对陌生人时才会有的，所以乡土中国才不是个法制社会，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而对于现在，许多原本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里的年轻人甚至父辈母辈放弃家乡里的土地，涌进城市务工。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表面上似乎他们应该会得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但也正是由于上千年沿承下来的传统，他们是基层社会里的人们，与城里人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今天，他们与城里人还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维护，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社会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
在文字下乡中，费老则是选择了现身说法。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自然不甚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包谷、不会下河摸鱼、不会猴子上树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取笑的。之前也说到，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各家各户独立自己、见面也只用打招呼而已，语言是足以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的。这样想来，文字对他们来说就并不是必要的了。推行“文字下乡”于费老看来，似乎有些“削足适履”了。但在这推行过程中，我们要找对方式，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费老并非反对推行。我认为，这也正是与现在重视教育的原因如出一辙，社会在进步，教育强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读书是他们的“出路”，一间间乡村的希望小学正在被盖起。费老得出这些认识正是来自于他在乡间生活的经历，这也正是他所推崇的“田间考察”的研究方式，也是注重实践经验的“实证主义”的重要体现。
差序格局中，费老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普遍，于是生出了许多，滋生了许多贪污无能的问题，并以此引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社会联系。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中的人伦，“人和人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这种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就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这也是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与我们社会相区别的原因。“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也是由费老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国际社会学学者所承认接受。
家族这一章中，有人说乡土社会也包含着团体，比如家。其实就社会结构的格局而言，西方社会与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这个只是取决于不同的侧重点。东西方都有的“家”，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反映出社会格局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在西洋，“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主要的是生育儿女”、“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区里”费老如是说。而在中国，“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
乡土社会的家庭呈现出比较强的差序格局特性。家庭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父系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人类学称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为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就是氏族，称为家族。除生育外，家族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绵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除生育之外的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中西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间有着矜持与保留”，女性于传统中被教导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决定了这一切。
在男女有别这一章中，费老提到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阿波罗式的，一是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没有尽头的创造过程，不断地在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属于前者，现代社会属于后者。
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挫折愈多，生命也愈顽强，生活的意义也愈深。其中隐藏的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因为生即使，每一天的生只是向死更迈进了一步。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乡土社会中是没有这些的。在我看来，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中的世界的拙劣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都是前一种模式的表现；费老说“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是阿波罗式的”。男女授受不亲是“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事业”。女性似乎于“天然中”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其主要责任是家事，做得好了，你是“贤内助”，做得不好便随时面临休妻的可能。更往前了说，男性可以三妻四妾，“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男性会遭众人鄙弃；女性必须从一而终，年纪轻轻成为遗孀你也必须守着寡才配能上一块贞节牌坊，否则就是“浸猪笼”还要背着难听骂名的下场。夫妻间的婚姻关系往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对在婚前甚少交集的男女双方便只能于婚后“渐渐生情”。但那时的男子终究以事业为重，男女甚至只能维系着两性及婚姻关系。娶得娇妻是为“延续香火、传宗接代”，女子只能是下得了厨房却上不了厅堂的。我认为，乡土社会的婚姻关系较那时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了，尽管女性仍然是“拿不出手的”，依旧以辅的身份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越来越多，越来越追求着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有的甚至成为女强人：独当一面，比男性更为出色。并且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女性甚至不愿生育，丁克家族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男性与这类女性妥协的结果。尽管这种选择是自由的，但这种行为后果还是令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从这方面说来，这种进步又是好是坏呢？
费老说“家庭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于同性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同性恋虽然大部分是先天的，但后天过多地与同性接触或环境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无讼中，“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为了内在的习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的教育，创新意识在一定层面上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很多学生们在高考这个独木桥面前被转化成了一个个的做题机器，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节的。但庆幸这一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在血缘与地缘中，“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而括号里的“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向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费老是不否认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决定着你的出身地位，但在这其中又隐隐含着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讨。如陈胜、吴广，都有揭竿而起之时，这一切又都是传统使然。
名实中，很多结果都是你做这些事情时附带而来的，是当初做这些事情时所未料想到的，而这些后果又真实地发生了并且又碰巧地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整本书中，费老前后结合，乡村的即是传统的，而他也在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经典而又准确，于细微中用最朴实的语言把他所经历的乡土社会展现出来。颇有感触的是他在重刊序言里说到的——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是的，而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费老想借乡土中国这不成熟的果实所展现给我们的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也确实是值得我们观摩和学习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10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 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