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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审申请书 篇1
申请人。
身份证号：XX，联系电话：XX
诉讼代理人：
联系电话：XX
被申请人
身份证号：XX，联系电话：XX
申请人不服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XX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一、请求撤销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XX号民事判决；
二、改判维持兴宁市人民法院(20xx)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
三、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原一审、二审及再审的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是同胞姐妹。20xx年3月，申请人三月梅以35万元的价格购得位于兴宁市XX路XX街XX号的一栋楼房(含涉案的第四层楼房)，当时未办理房地产权证。20xx年5月10日，申请人三月梅的丈夫钟某某(二人于1987年间登记结婚，钟某某20xx年7月去世)和被申请人袁某红订立了《订购房屋合同》，约定钟某某将位于兴宁市XX路XX街XX号的第四层卖给被申请人袁某红，定价95000元，装修费11xx8元，合计共106xx8元；被申请人袁某红先付给钟某某20000元作为定金，到20xx年9月再付30000元，剩余56xx8元应在20xx年xx月底前付清所有房款，否则钟某某有权收回房屋；被申请人袁某红付清房款后，双方去公证处签买卖方公证字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被申请人袁某红负责。合同签订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按约定于20xx年5月11日支付了购房定金20000元，20xx年xx月3日支付了购房款30000元，20xx年8月xx日通过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存款转账10000元给申请人三月梅与钟某某的女儿钟某兴。房屋已于20xx年5月11日交付给被申请人袁某红使用至今。但在20xx年5月，被申请人袁某红以所购房屋被开发商进行了抵押贷款，存在被银行处置的风险为由要求退房，于是在申请人三月梅和被申请人袁某红共同的亲戚的见证下解除了合同，双方当场撕毁了购房合同，并达成口头合约：1.被申请人袁某红对上述第四楼房屋所付的房款转为申请人三月梅的借款，并由其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银行利息；2.被申请人袁某红购买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请人袁某红继续使用，租金扣除上述的利息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每月支付房租200元。双方自20xx年6月开始按上述口头合约履行双方义务，被申请人袁某红依约交付房租至20xx年xx月，此后房租未再交付。
20xx年4月，申请人三月梅通过法院诉讼并经法院生效的判决后，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于20xx年6月20日由其缴纳税款取得位于兴宁市兴城高华路二横街7号(第4-6层)的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地权证兴字第310002XXXX号)。被申请人袁某红见此情况遂提出要继续购买上述楼房的第四楼，且拒绝缴纳房租、水费、电费，由此双方产生矛盾。
本案经兴宁市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了(20xx)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解除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二、被申请人袁某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租赁房屋交付给申请人三月梅；
三、被申请人袁某红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申请人支付自20xx年1月起至20xx年xx止(共计24个月)的房租4800元。
本案受理费75元由被申请人袁某红负担。被申请人袁某红不服该判决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了(20xx)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xx)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三月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0元，合计225元，由三月梅负担。
现申请人三月梅不服上述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理由为：
一、二审判令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xx)梅兴法民二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订购房屋合同》双方合意解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双方合意解除《订购房屋合同》是基于被申请人袁某红以所购房屋被开发商进行了抵押贷款，房屋所有权有负担，存在被银行处置的风险为由而要求退房，合同的解除是双方合意所致，这是撕毁订购房屋合同的实质要件，真实意思表示，且有经过质证的《订购房屋合同》、20xx年5月11日的20000元收条、20xx年xx月3日的30000元收条、20xx年8月xx日的广东省农村信用社10000元的储蓄回单、20xx年5-7月间的收取房租收据、申请人三月梅收取房租的收据本和水电计算本、粤房地权证兴字第310002XXXX号房地产权证、证人谢某、袁某婵、钟某清、潘某的证词、一审法院对涉案楼房承租人的问话笔录、承租人袁某、潘某、梅州市XX企业集团工业品公司提交的水电费、租金收据、钟某某的死亡证明、钟东某、钟某兴、钟威某、黄某球(钟某某的母亲)的说明和当事人陈述证实，以及申请人三月梅及被申请人袁某红的双方亲属(前妹夫谢某、胞妹袁某婵、妹夫钟某清)及证人潘某娥(涉案楼房的承租人)之间的证言相互联系，与申请人三月梅的主张和提交的收据、水电费计算本相互印证，能形成连贯合理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申请人三月梅和被申请人袁某红已经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事实，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之间存在事实的房屋租赁关系。
顾名思义“撕毁”就是解除合同之意，而非特指将纸质合同撕毁。被申请人袁某红所持的书面合同仅是合同的形式，那怕包括但不限于因撕毁了合同书而导致合同形式不在，就能否定合同双方成立法律关系的合意吗?反之，因合意解除了的书面合同，持有合意而解除了的一纸书面合同又有什么意义呢?徒有其表而已。二审法院表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认定，但却又以被申请人袁某红仍然持有一纸双方已经合意解除，而无真实意思表示的买卖合同原件，而完全否决一审所认定的订购房屋合同已解除，存在事实的房屋租赁关系的基本事实，是为明显以偏概全，认定事实错误，于法无据，于情于理不合。孤证难以证立。判决书所表述的内容前后相互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多处受到被申请人袁某红的代理人“妖灵”答辩的影响，信口开河，所作判决难以服众，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最终会为人所诟病。
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申请人三月梅交付了房屋，被申请人袁某红从20xx年6月至20xx年xx月依约交纳了近四年房租，完全符合以上法律规定中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情形，房屋租赁合同成立且在履行当中。二审法院对证人钟某清现场见证申请人三月梅的丈夫钟某某询问被申请人袁某红“如不继续购买，就当已交付的房款转为借款，利息作为房租”，证人钟某清的证言证明钟某某对被申请人袁某红的提问内容，未能证明被申请人是否承诺继续购买或不继续购买，对于双方是否成立房屋租赁关系不具有证明效力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同理，对被申请人袁某红在庭审中以其未在申请人三月梅每月结算的房租费、水电费单据上签字确认为由而否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及二审法院关于申请人所出示的房租收据的证明力问题，房租收据由申请人三月梅单方开具，被申请人袁某红不认可而认定为证据不够充分，均为于法无据。
法律不过问琐碎之事。二审法院认为申请人三月梅主张的口头合约规定，每月的租金为50000元购房款利息加上被申请人三月梅每月支付的200元，因而，每月房租数额也不是申请人三月梅开具的收据中的200元，申请人三月梅未能提出证据证明每月购房款利息的数额，或者每年购房款利息的总数额，应认定为证据不够充分于法无据。双方约定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购房款转为借款，并由申请人三月梅支付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银行利息，原合同中约定购买的房屋以出租方式由被申请人袁某红继续使用，租金扣除上述利息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每月支付房租200元。很显然，双方约定租金是在扣除同年同期一年定期银行利息后，被申请人袁某红每月再支付房租200元，申请人三月梅开具的每月房租数额理应就是200元。再说，就算数额错误，也不影响双方存在的租赁关系成立。
事实胜于雄辩。自20xx年5月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合意解除订购房屋买卖合同，20xx年6月成立存在不定期租赁关系以来，从20xx年6月起至20xx年xx月，被申请人袁某红不但均按照口头约定履行了支付房租的义务，且被申请人袁某红因订购房屋合同已合意解除，就未再依约于20xx年xx底前付清未付购房款56xx8元，且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既未付清所有购房款，更未主张房屋所有权移转。故此，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房屋买卖合同已经合意解除，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基本事实清楚。二审判令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xx)梅兴法民二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二、二审认定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银行转账汇到申请人三月梅的女儿钟某兴账户上的10000元不是借款，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转账汇到申请人三月梅的女儿钟某兴账户上的10000元是购房款明显错误。
“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申请人袁某红在一审、二审阶段均主张此款是购房款，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理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从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转帐向钟某兴汇款10000元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是钟某兴与被申请人袁某红，而非申请人三月梅与被申请人袁某红，显然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另外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不以双方就所借款项的还款方式、利息计算方式、还款期限有约定为生效要件，且法律明文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既可有偿，亦可无偿；还款期限也是有约定，依约定；没有约定，又不能协商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故二审法院单凭被申请人出示的10000元存款回单，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就认定是购房款，是直接证据，显属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如果要说此存款回单是直接证据，那么也是只能直接证明被申请人袁某红通过帐户向钟某兴汇款10000元的客观事实而已，而非能直接证明此笔汇款就是购房款。《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二审申请人三月梅、被申请人袁某红双方均有提交证据号码为022067、0xx295收款收据，但二审却认定为申请人三月梅一方提交的证据，且未经质证，据此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三月梅一方开具的房租收据作为定案证据不够充分是错误的。
20xx年8月20日上午9时左右，申请人三月梅到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印二审开庭笔录，法院档案室工作人员黄某飞同志拿来二审笔录，申请人三月梅发现证据中编号为022067、0xx295收款收据提交人错误，法院将此两份证据的提交人袁某红写成了三月梅。申请人三月梅当即告知黄某飞同志这两份证据提交人是被申请人袁某红而非申请人三月梅，并提出异议。当黄某飞同志拿来复印好的开庭笔录时，两份证据提交人的名字已经改写为袁某红。申请人三月梅再三要求法院注明以上证据提交人已经被更改的情况，本案合议庭审判员黄丽芬才告知申请人三月梅是法院代理审判员曾柳青擅自作的更改。
在被申请人袁某红否认已按照口头约定按时交纳房租的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二审把双方均有提交的证据，编号022067、0xx295两份收款收据，这可以印证申请人三月梅在收取租户租金时有开具收款收据收取租金的习惯，被申请人袁某红有收取收款收据，并按照收款收据交付租金依约履行交纳房租的事实。被申请人袁某红一审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编号：022067)，经质证，印证了申请人三月梅提交的收款收据二联收据存根的真实性(被申请人袁某红仅以未签名为由抗辩，上文已有提及)。而二审将以上两张双方均有提交的收款收据误为申请人三月梅的一方提交，且未经质证，从而就认定申请人三月梅一方开具的房租收据作为定案证据不够充分明显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四、二审被申请人袁某红的诉讼代理人古某贞不适格，违反了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且被申请人袁某红不属于低保户，其案件性质不属于法律援助案件。被申请人袁某红欺骗了法庭，显失公平。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三月梅委托代理人古某贞既非其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也不是其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也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这种极不严肃不负责地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且法庭未经查实就允许其在庭上代理当事人答辩应诉，是以加大申请人诉讼成本，浪费国家审判资源为代价。从实现法律的引导功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高效的价值追求出发，本案应因被申请人袁某红委托的代理人不适格，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理应驳回二审中被申请人袁某红的诉讼请求。
此案为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不属于援助案件范围，申请人三月梅一再强调被申请人袁某红在深圳XX镇拥有一套自主产权的商品房物业，不能享有法律援助便利，其以低保户的名义抗辩不履行支付购房款合同义务的说词，也是无中生有，欺骗法庭。
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望依法裁判。
此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三月梅
20xx年11月11日
再审申请书 篇2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甲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乙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xx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人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终字第某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再审事由：
1、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再审请求事项：
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XX)浙甬民二终字第某某号民事判决，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赔偿再审申请人意外伤害保险金某某元。
事实与理由:
第一、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已收到保险合同条款缺乏证据证明，且与相关证据相矛盾。
20XX年2月13日，乙与再审被申请人签订第二份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该保险合同为卡折式，集保险合同条款、保险单、保险费收据于一体，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该保险合同第四联(即保险单正本兼保险费收据联)背面即为保险条款的内容，据此可认定再审申请人已收到该保险合同的相关保险条款。二审判决对此亦予确认。再审申请人认为上述认定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
首先，据证人李某陈述，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谢某在向乙推销保险时“没有出示过保险条款，没有说过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见，乙及李某在合同订立当天根本没见过保险合同条款。
其次，即便是在谢某的证言里也找不到她将保险合同条款交给乙的内容。考虑到谢某是再审被申请人的保险代理人，她所作的证言应当不会损害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尽管她与再审被申请人有利害关系，但其陈述中包含的没有将保险条款交给乙的内容应当是可信的。
再次，再审被申请人无法举证证明向再审申请人提供过保险条款，哪怕是第一次订立保险合同时提供过条款的证据也无法提供，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继而，即使进行推定，现有证据也不必然能够推定出再审申请人已经收到保险合同条款。只要仔细查看再审被申请人提供的保险合同原件，就不难发现第四联与保险合同条款之间有明显的粘贴与装订痕迹，说明第四联曾经与其他文件(可能是再审被申请人主张的保险合同条款，也可能不是)装订在一起，但不能得出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将这些文件与保险单一起交给再审申请人的结论。由于现有保险公司的运作特点是保险公司聘用保险代理人推销保险(本案即属于该模式)，考虑到在司法实务中，往往存在着保险代理人并未将完整的条款在销售时交给客户的情形，因此不能排除谢某由于业务素质不高或者为了便于推销保险故意隐瞒合同条款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再审申请人申请理赔时将第四联原件交予谢某后，谢某再将第四联粘贴在保险合同条款上的可能性。
综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前提是其向投保人出示、交付完整的保险合同条款，如果连这一物质载体也没有，凭空何谈说明?因此，二审判决的上述推定完全没有事实基础，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二审判决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显然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并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见相冲突。
《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主要分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两层含义。
①提示义务指在对免责条款的设置上，保险人要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这就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对全部免责条款及对条款的说明内容集中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附有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
观本案，保险单“声明”栏中的文字未作任何字体加粗、加大等显著化处理，将其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栏的文字相比较，在印刷上毫无区别之处，根本不能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反观“保险期间”、“保险金额”、“免赔额”、“给付比例”、“保险费”栏相关内容的字体倒是作了加黑、加大处理。显然在制订格式合同文本时，再审申请人的利益与再审被申请人的利益就是不对等的。再审被申请人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破坏了合同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再审申请人的利益自然得不到重视。
而对于免责条款内容的提示，也仅仅是对“责任免除”这四个字作了加黑处理，并未对其下列举的具体免责情形进行加黑处理，也就是说没有对免责条款内容本身作出显著提示。况且，在对“保险责任”和“索赔须知”8个字也做同样加黑处理后，“责任免除”、“保险责任”、“索赔须知”三者的具体内容从印刷上观察毫无二致，均未采取任何显著标示，无法使免责条款部分的内容突出地显示出来，一般人根本不会留意，自然也就达不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既然免责条款未作提示，也不能引起投保人的注意，依法不产生效力。再审被申请人自然不能援引该条款拒绝理赔。
②针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一般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或者由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上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明了。
观本案，再审被申请人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乙做出过针对免责条款的任何说明。而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不能仅凭乙在“声明”栏的一个签名就冒然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已经对此做了明确的表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第110页)；尤其考虑签名具有当事人确认保险合同成立的效力，更加不能赋予其额外的含义。
2、二审判决认定乙平时以肇事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能对抗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明显与保险法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保险合同作为最大诚信合同，诚信是它的灵魂所在。乙与再审被申请人订立合同的时间分别为20XX年1月7日和20XX年2月13日。乙购买涉案电动三轮车的时间是20XX年2月17日。购买第二份保险时，乙已经使用电动三轮车将近一年时间，根据村委会的证明可以证实乙和谢某平时联系密切，而谢某在庭审中也承认自己和乙很早就认识。结合李某的证言也证实谢某不仅知道乙使用无牌电动三轮车，而且承诺骑车出事故是可以获得理赔的。这一系列的证据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对乙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的事实是明知的。既然明知乙长期无证驾驶，且电动三轮车是她必不可少的谋生工具，那么再审被申请人就应当预见到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应及时明确告知乙相应后果，并采取相应减损措施，这是再审被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但再审被申请人放弃通过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等措施来控制风险，长期默认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行为，应当视为再审被申请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及免责抗辩权，构成弃权。而再审被申请人向乙承诺骑车发生事故可以获得理赔，待事故发生后又拒绝理赔，又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构成反言。基于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中被保险人的死亡是多种原因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无证驾驶并不必然直接导致被保险人死亡，可以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进行赔付。
首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乙与王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过错均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其中乙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大，王晨的违法行为和过错作用较小。可见，导致乙死亡是事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别只是作用力大小不同而已。
其次，乙的违法过错行为包括：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2、所驾机动车未经登记；3、上道路时未确认安全；4、操控不当。可见，无证驾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无证驾驶免责条款的本意是：无证驾驶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并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的唯一原因时，保险人方可免责。
再次，依据交通事故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事发当时天气状况恶劣、地形复杂、王某疲劳驾驶等这些因素也是引起事故发生的诱因。
依据公平原则，对多个原因造成保险事故的损失，应确定承保原因与非承保原因对损害造成的原因力的比例，判断承保原因对损害所起作用的比例大小，进而确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从本案看，既有被保险人无证驾驶的行为，又有被保险人未确认安全操控不当的行为，期间还有事故另一方过错行为的介入。三者中，无证驾驶是除外责任，后两者是保险责任。保险事故由于多种原因(既有保险责任又有除外责任)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应当赔偿损失，至少也应当承担属于保险责任部分的损失。
4、再审被申请人不能主张适当减轻明确说明义务的标准。
虽然本案因乙两次签订同类保险合同，但不可以适当减轻再审被申请人的说明义务标准。
首先，减轻不等于免除。能否“适当减轻”应当考虑保险人之前是否有过履行说明义务的情节。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再审被申请人在签订第一次合同时履行了说明义务。
其次，“适当减轻”不应适用于保险人事先明知被保险人正处于免责条件中的情况。原因是降低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适用于保险人不知被保险人有违反免责条款约定的状态下，保险人主观上应当是善意的、不知情的，否则会助长保险人逃避责任的风气。
5、通过本案折射出的现实困境并参照类似判例的精神，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
本案的电动三轮车是严格按照《电动三轮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344-XX)生产，可以合法销售，也未被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该车虽被交管部门定性为机动车，却未实行牌证照管理且事实上也不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该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被定性为无证驾驶，即便投保也得不到理赔。出于对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保护，各地法院作出的类似判决或将无证驾驶行为纳入行政管理范畴，或将电动车有实行牌证照管理并事实上能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的举证责任交由保险人承担，均依法判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再审申请人甲父母双亡，乙系甲外公，年迈体弱，老伴早已过世，且两人生活条件极其贫困，甚至无力缴纳诉讼费用。司法应当在个案中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怀。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依法向贵院提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公正判决，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x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甲、乙
申请人：年 月 日
再审申请书 篇3
申请再审人：XXX(一、二审诉讼地位)，性别，20XX年XX月XX日出生，X族，职业，住所(户籍地，现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同时写明现居住地，以下同)。(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全称、住所地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和职务，以下同。)
通信地址：XX省XX市(县)XX区(乡)XX街(镇)XX号，邮政编码；手机、办电、宅电。
法定(或指定、委托)代理人：XXX(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或与当事人有近亲属关系的委托代理人的，在此括号内注明与当事人的关系)，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及住所。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只写明姓名、单位、职业。通信地址等联系方式的写法与申请再审人写法相同。
被申请人：XXX(一、二审诉讼地位)，基本情况、通信地址等联系方式的写法与申请再审人写法相同。
原审XX：〔注：原审其他当事人按原审诉讼地位表述，例如，一审终审的，列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等；二审终审的，列为“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等。当事人基本情况、通信地址等联系方式的写法与申请再审人写法相同。〕
原审法院及案号：一审X县(市、区)人民法院，(20XX)X民初字第X号；二审X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X民一终字第X号。(经再审的同样列明)
申请再审人XXX与被申请人XXX因XX纠纷一案，不服XX中级人民法院于X年X月X日作出的X号已生效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撤销原判第X项，依法改判……
2、……(逐项列明具体请求)。
申请法定事由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
2、……(以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一、二款规定的事由为依据，将认为符合的事由逐项列明。)
事实及理由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第X项。……〔阐明新的证据名称、证明内容及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第X项的理由〕。
2、……(本部分要与申请法定事由部分一一对应，将能够说明事由成立的理由、事实和证据情况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逐条阐明。)
综上，申请再审人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X款第X项之规定，特申请对本案再审。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再审申请书 篇4
再审申请人：
被申请人：
原审其他当事人(若有)：
再审申请人因 一案，不服 人民法院 年 月 日作出的 民 ( )字第 号民事判决、裁定(或调解)，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几项或多项(或二百零一条)之规定，现提出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请求：
事实与理由：
此致
xxx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年 月 日
再审申请书 篇5
再审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工作单位，职务，住所，联系方式或法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方式。
再审被申请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工作单位，职务，住所，联系方式或法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方式。
申请再审的事由：
再审申请人不服xx人民法院20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0x)民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x项、第x项、第x项规定的、、及等“应当再审”的事由(多项事由应逐项列明)，提出如下再审申请。
再审诉讼请求：
1、写明要求撤销xx人民法院(200x)民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
2、写明要求人民法院解决的具体请求事项。
3、写明要求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主要根据事实、证据与法律，阐述生效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的法律、法规错误或不当以及判决结果明显不公的事实与理由。
此致
xx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20xx年xx月xx日
再审申请书 篇6
申请人：
被申请人：xx卫生局
法定代表人：郭xx局长
地址：
申请人因卫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云南省丽江市人民法院(XX)丽中行终字第1 号行政裁定，现提出再审申请。
一、再审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XX)丽中行终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
2、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永卫医罚字(XX)07号行政处罚决定；
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事实与理由
20XX年7月7日，被申请人因申请人成立的袁翠翠诊所与患者杨爱莲之间发生医患纠纷一事到达该诊所。被申请人永胜县卫生局在没有充分查清医患纠纷事实、对患者死因尚不明确；尚未查清申请人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医患双方的责任尚没有得到客观认定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事先没有向申请人作出任何解释说明，就武断的、强行的从墙上摘下申请人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然后以申请人袁翠翠及执业医师刘英涉嫌非法行医罪为由向公安机关移送处理。被申请人于10月20日才向申请人作出了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直到20XX年9月9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XX)丽中法委赔字第1号决定书，认定了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刑法规定的非法行医，并决定由永胜县检察院对赔偿请求人袁翠翠、刘英进行赔偿。至此，长达4年多的非法行医案才得以定论，但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因此而彻底的得到救济和保障，被申请人仍然拒绝返还申请人的执业许可证。 申请人向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以申请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本案。申请人认为，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本案超过起诉期限不予受理的裁定不当。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自始无效，申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主张该行政行为无效。
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应当是：首先，在处罚前告知当事人享有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对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或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处罚，还应当告知让当事人有进行听证的权利。其次，才做出处罚决定。最后，在当事人拒绝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采取措施或者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被申请人强行拿走了申请人的许可证之后，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才向申请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已经根本性的、严重性的违反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被申请人无论事后怎样的补充材料、怎样的欲盖弥彰，都无法掩盖一开始滥用行政权力、乱执法的事实，此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毫无意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行为的无效是指行政行为因明显、重大违法所致行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无效行政行为虽然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但其不具备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不具有确定力，是一种一直持续的状态。作为合法权益受到该具体行政行为损害的申请人来说，可以在任何时候主张该行政行为无效，有权国家机关可在任何时候宣布该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申请人当然可以在排除了妨害，在必要的时候向法院提出确认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行为无效的请求。所以说，申请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期限，两审法院的裁定是不当的。
二、退一步说，就算本案的起诉超过了三个月的一般起诉期限，但是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所以说，法院应当受理。
1、从本案的起因等客观方面来看，"认为申请人涉嫌犯罪"，是被申请人拿走申请人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最直接的依据和原因。后来，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超出行政许可范围为由，做出的吊销申请人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为了掩盖非法行政执法行为的一个籍口。
一方面，在申请人与患者杨爱莲医患纠纷事件中，一开始医患双方的纠纷本已自行化解和平息了。后来，患者杨爱莲的家属却不知受何人指使与申请人之间的医患纠纷矛盾激化，被申请人在场却因处置不当致使医患双方的民事纠纷最终发展成了患者家属非法侵入申请人住宅的刑事案件。接着，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袁翠翠的诊所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及《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就为患者杨爱莲施行手术，导致严重后果、涉嫌犯罪为由向侦查机关移送处理。"武断的认为申请人对患者的死亡应当承担重要的责任；恶意的诬陷申请人不具备行医资格；强行的借行政执法的名义来打击申请人的生产经营"----这就是一开始被申请人永胜县卫生局的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借用行使行政权力的名义强行拿走申请人的许可证的直接依据和原因。申请人具备行医资格，却蒙受了涉嫌"非法行医"罪的指控，被错误羁押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最后虽被释放，但是造成错案的行政机关却不承认自身的错误，更不愿意对申请人进行赔偿。所以说，申请人"是否超出核准登记的范围经营"并不是被申请人强行拿走其许可证的初衷。本案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被申请人的某些工作人员，试图利用申请人与患者的矛盾，凭借手中的权力通过举报申请人构成犯罪从而达到打击和剥夺申请人生产经营的目的。
另一方面，试想"非法行医"案件没有结果；申请人的行为到底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罪没有得到定性的情形下，即使申请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人的请求会得到支持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申请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的定性和结果，是申请人进一步拿回许可证、权利可能得到救济的前提。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罪没有定论的情况下，被申请人不可能归还申请人的许可证。申请人在那个时候起诉很明显是违背常理的。
2、从主观方面来说，自从20XX年7月医患双方的纠纷产生以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因为该纠纷引发了一系列超出常人主观臆测和承受能力范围的事情：医患纠纷案、非法行医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以及现在的非法吊销许可证的案件。这一切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紧密相连的。主观上，并非是申请人不希望、不愿意拿回自己赖以生存的许可证，并非是申请人故意拖延起诉。申请人在积极应对一系列诉讼的同时，一直向被申请人提出"返还许可证的申请"；更未停止过向政府、人大等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上访。"非法行医"案的产生和定论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和主线，申请人一直通过行动表明，自身从未打算放弃过自身的诉权而且从未停止过为了合法权益进行抗争。
三、申请人超范围经营事出有因，并且具备一定的条件。被申请人对其超范围经营应承担重要责任。
自从20XX年以来，申请人就从未停止过向被申请人提出"扩大医疗许可经营范围的书面申请"，申请人完全具备从事妇产科诊疗的技术水平和实力，申请人也向被申请人多次提交了书面申请，但是为什么被申请人置之不理、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于不顾?申请人的医务人员从事接生等妇产科手术是完全有妇产科医师资格的；申请人从事该诊疗活动也并非是胆大包天、偷偷摸摸地搞的，而是经得相关医院的负责人向被申请人县卫生局的有关领导请示，并在获得了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的条件下才从事的。所以说申请人的经营事出有因，被申请人对其超范围经营应承担重要责任。如果申请人超范围经营违法，那么被申请人的默许行为是不是也违法?而且被申请人违法的危害和后果是不是更严重?
申请人认为，一审和二审法院简单的就事论事，割裂了事件本身的因果联系，不去考虑被申请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原因和性质，不去在乎申请人面对的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特殊情况，随意的剥夺了申请人的诉权，无异于间接认可了行政机关代表的被申请人可以任意剥夺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权利的严重行为。
所以说无论从客观事实状况来说，还是从申请人主观上积极维护自身诉权的角度来说，在非法行医一案没有得到定论，申请人主观上没有消极的、故意的拖延诉讼的情况下，不应苛刻和强求非法律专业人士的申请人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般期限里进行诉讼。因此，本案时否过了起诉期限，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的作出有利于维护当事人诉权的解释，这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本案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一审和二审法院的裁定失当。恳请再审法院秉着尽可能的维护和有利于当事人诉权实现的角度依法裁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从而督促以被申请人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依法公正、合理地履行职务，以维护申请人作为一个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不被任意剥夺和侵犯!
此致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XX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