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欣赏读《南渡北归》有感（精选6篇），由笔构网整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读《南渡北归》有感 篇1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止笔于大陆文革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一个月的时间，仅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颇多，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大多选择回国，即使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为国家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从民国知识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正是我们当前最缺乏的，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国外，中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
读《南渡北归》有感 篇2
时隔六年，花51小时重刷，仍遗漏许多脚注，不知是因为自己真的老了还是交叉资料接触多了，没有第一次读时的激动。六年来，多次向朋友推荐此书，而本次阅读，只想给自己的民国情结做个了结。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时期，留给后人太多的眷恋与遐想:先秦的诸子，魏晋的名士，民国的教授。不知道该感谢那些时代的统治者给予他们的包容，还是该赞美这些前辈们的水平、思想与个性，不论怎么说，当我们接触到跟他们相关的文字时，心无疑被揪住了。
岳南先生以考古学的深厚功力、结合历史学的起伏跨度、贯穿文史通行的春秋笔法，真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勉力总结几句话，括而言之如斯:《南渡》关乎民族存亡，悲愤中暗藏激励，铺陈开阖，诸大师交相辉映，国家危亡之际，军事为文化教育撑起半片天空，逃亡之中不忘国耻，奋发图强以期自救，可谓用血写就；
《北归》之际，本当摒弃嫌隙复兴中华，怎奈纠结于政治之漩涡，文人本夹缝，无奈又相轻，阵营本无义，偏偏说渭泾，此谓之以泪写也；《离别》时令本伤感，偏让书生站队忙，见证时代的大师们被政治撕扯，或驻守，或流亡，或偏安，或旁观，最终都输给了岁月和纷争，大师们不按排名先后相继落幕，大师之后无大师，我辈徒劳为感伤，此可谓血泪相和而写。
读《南渡北归》有感 篇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被人们成为“大师”，这个称号越来越廉价，只要是稍微有点儿能耐的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上被叫一声“大师”。大师真的有那么廉价吗？大师真的有很多吗？显然不是。而事实是，不是大师变多了，而是社会上的浮躁之气变多了。一直以来，“大师”这两个字，于我而言乃是重若千斤，绝不是如今这般轻浮荒率的外号。这就是我去读《南渡北归》的原因，在这本书里，岳南先生完整地向世人解释了何谓“大师”。
全书一共几百万字，字数很多，但字字如玑。讲述了一群能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大师们波澜壮阔的样子。通篇阅读下来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有设么感想，而是解脱。全书从头到尾的气氛都是苦闷，压抑，沉郁。从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祖国大地惨遭践踏，城市的沦陷与百姓的伤痛；到西南联大的一群大师们，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艰难与鉴定；再到解放前夜，大师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选择了在海峡两岸的离别之苦······与其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意志，不如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挣扎！
然而大师就是大师，在挣扎中，人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在艰难岁月里，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和民族。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陈寅恪······他们拥有的渊博知识然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上是专家、是博士，继而加上他们伟大的品格和情操，这才成就了“大师”之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既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做到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所谓大师，不仅是个人之伟大，更要有超凡之贡献。在我看来，大师们最伟大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教育事业。《南渡北归》全书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描写蔡元培的北大，那时的北大，云集了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所有的大师，野无遗坚，表现出一副百花齐放、学术自由的天地。我很羡慕当时的那群学生，有这样好的大师们指导，有这样好的学习氛围。于是，这群北大学生，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一代英才，也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这就是大师的力量。书中有一段描写我记忆犹新：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理念。看到了吧，我们中国当今的教育理念早在民国那群大师的手上就已经被奠定，这就是大师。
那么，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何谓“大师”？《南渡北归》给了大家一个简单的答案，坚贞的学者即为大师。
惜哉，当今真正的学者有几何？其坚贞者有几何？为何再难有人比肩鲁迅、胡适？当今之大师，少也！
也罢，既然回不到那个时代，就让现在变得更好吧。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淡泊；少一点知识分子的傲气，多一点文人的傲骨。新的大师是迟早的事儿。
感谢《南渡北归》给我们的答案。
读《南渡北归》有感 篇4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读《南渡北归》有感 篇5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读《南渡北归》有感 篇6
那一段纷杂的过往，掩盖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尘埃和粉红桃色的暧昧与蠢蠢欲动中，那是中国近代最混乱最黑暗的黎明时刻，也是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历史成就的盛世。
张学良在宋美玲放情的大笑与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剑；梁思成趴伏在弥留之际的妻子床前，低声哭喃；邓拓怀揣极度悲怆和绝望的心境，窝在家中写遗书给妻子，做人世最后一次的告别……那被掩盖在炮灰与枪鸣的年代，无数女性的觉醒，星光洒在她们身上，熠熠发光，与传统女性不同的睿智与肝胆，黑白照片映出的曼妙身姿，成了后人津津乐道各种绯闻轶事的谈资。
但历史不只是风花雪月。
撇开作为一部纪实性著作应有的客观角度与冷静的笔调不谈，撇开褒贬不一的业界评论不言，哪怕从篇幅和引用的数量与严谨程度，它值得一读。
至少从叙事主角来看，它便已经阻隔了男权社会对优秀女性暧昧探究的目光。从中国古早时就已存在的“女大当嫁”的腐朽思想在数千年的社会演化中非但没有被剔除，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扎根，变本加厉地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在普罗大众的思想中，其中一种外化就表现在对历史人物风流轶事的兴趣中。
曾经年少不知事时，提到林徽因，总是对她与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的纠葛感兴趣，就像是每一个闲暇慵懒的午后，端一杯茶，戏虐地看着网络上风起云涌的明星绯闻，很难带出一点尊敬。本该是应该受人敬仰的神话，却因为读者某种生来自带的劣根性而变得像拙劣的戏剧。当别人提到林徽因是想到她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呢？是眼前浮现出她骑牛车在荒芜的田间小道寻觅遗失已久的古迹吗？还是想象她和徐志摩在伦敦雨雾中脉脉含情的一瞥中产生的无限诗意呢？
作为女性，总是难以摆脱社会加诸于她们仿佛理所应当的地位——纵观各种民国女性传记，有哪一个逃脱得了作者对她们恋情的臆想呢？哪怕是《南渡北归》这本书中，都难免有作者加上的“（南按：有人曾考证曾氏一直暗恋傅斯年）”类似于这样带着某种眼镜看人的想法。从中不难看出，从女性角度叙述必然导致看待历史角度的倾斜与不全面，哪怕再卓越的女性都难以逃脱被家庭伴侣牵绊的命运。
因此，《南渡北归》以男性大师为叙述主角的角度最大程度上还原了那个才思泉涌，充满争议而又文质彬彬，“君子和而不同”的年代，纷涌而散碎的记忆碎片，被一一拾取，又在这注定不平凡的书中，重现了那个不平凡的历史年代。
那不只是风花雪月，而是大师的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