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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 篇1
《逻辑哲学论》作为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思想的结晶，以其凝练且符号化的论述风格，深度探讨了语言、思维与世界之间相互交织、影响的本质联系。维特根斯坦坚信，诸多哲学困境源于语言的滥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语言进行彻底澄清，使其回归作为“逻辑显像”（picture theory）的原始功能。
首先，维特根斯坦构建了“世界即事实，事实即事态”的核心观念。他强调，世界由无数不可再分的原子事实有机组合，这些基础单元通过逻辑联结，衍生出纷繁复杂的事态图景。这一见解凸显了世界的客观现实性以及逻辑结构对于现象生成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理论。他认为，语言并非孤立存在的符号系统，而是嵌入具体生活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不同的语言游戏对应着各异的生活形式，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和功能性。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将语言视为静态符号表征的观点，强调语言的使用情境和实际效用，对后来的语言社会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维特根斯坦关于“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也颇具启示意义。他主张，凡是可以清晰表达、逻辑上可证实或证伪的命题属于“可说”范畴，如科学陈述、事实描述等；而涉及伦理、美学、宗教等形而上学领域的主观感受、价值判断则属于“不可说”，因为它们超出了语言逻辑的界限，只能通过生活本身来显现。这一区分旨在限制哲学的范围，避免陷入无谓的形而上学争论，引导人们关注可言说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最后，维特根斯坦在书中提出“哲学的目标是语言的逻辑澄清”。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创造新的知识或理论，而在于揭示并消除因语言模糊、误用导致的'思想混乱，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准确地思考和交流。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方向，倡导了一种实践性的、问题导向的哲学方法论。
综上所述，《逻辑哲学论》通过对语言、思维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剖析，以及对哲学使命的独特定位，不仅为理解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审视和反思人类认知与表达方式的宝贵工具。
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 篇2
柏拉图是第一个思考政治问题的哲学家。如果我们赞同斯特劳斯，那么可以姑且认为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有两个老师：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用最完美的方式诠释了毕达哥拉斯赋予“哲学”这个词的含义，那就是“爱智慧”。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没有智慧，但是热爱智慧，以此和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智者”的修辞学传统保持距离。智慧就是逻各斯，而逻各斯的意涵是“说出真理”。但是越是走到高处的哲学家，越是发现最高的真理是说不出来的。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用毕生的时间与人对话，但是一到最关键的段落，苏格拉底就开始说胡话了，或者至少开始讲神话和笑话了，这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谜团。斯特劳斯以“双重真理”来解释这一点，以便说明柏拉图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家，而我觉得这恰恰错失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那就是试图说出一种其实根本无法被说出来的真理：柏拉图认为真理只能被“观看”，但是看到真理的人，其实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来交流真理，除非他人也“看到了”。
不过，苏格拉底毕竟可以通过语言来引导他人，逐步把他人带上通往真理之像的道路，这种哲学教育被称为“灵魂助产术”。柏拉图对于智者的根本批判，其实并不在于政治立场（就雅典而言，民主或者寡头），而在于智者并没有看到他们自认为拥有、并宣称可以被讲授（还要收学费）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智者的教育无法培养“好人”，只能培养“好公民”，服务于演说程序的修辞学，和作为城邦立法的根据的诗歌一样，只是政治内部的调节和运转，无法与政治保持足够的张力，而只有哲学家才是任何马匹都不能缺少的牛虻，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对政治施加真正的压力。
政治与哲学的张力最终来自可说和不可说的张力：诗人的迷狂语言是不可说的象征，智者的修辞是可说的内部调整，但是把城邦完全交给不可说的“宗教”、“习俗”和可说的“演说”是不行的.，必须有生活在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上的哲学来处理城邦生活的永恒问题——俄狄浦斯身上的可说的德性和不可说的命运的冲突，安提格涅面对的可说的人法和不可说的神法的两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柏拉图并不是政治哲学家，而是哲学家。在以柏拉图开头的哲学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的生活如何在修昔底德、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高尔吉亚、西塞罗的修辞教育与公民德性的夹缝中展开，直到古代晚期这条传统的全面衰微和基督教带来的全新理解：在贫瘠的时代哲学何为？
不应该忽略，维特根斯坦读过的哲学书不多，但是对《忏悔录》却读到了部分段落可以背诵的程度（我猜他能背的是第9卷）。《逻辑哲学论》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带着强烈的奥古斯丁色彩。我相信罗素读不懂的正是这两句，中间部分他理解起来应该没有困难。“事物”和“事实”区别何在？“存在者”和“去存在”的区别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进路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进路看似差别很大，但是就《逻辑哲学论》和《存在与时间》都深受奥古斯丁《忏悔录》一书的影响而言，其内在精神其实非常一致。就“沉默”而言，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必须保持的沉默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不出来的真理，以及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9卷对于沉默的讨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史连续性，而且这一连续性涉及哲学“说出沉默之真理”的本质。这一本质在古典语境中表现为哲学和城邦政治的张力，但经过基督教的转化，它在现代的语境中则是哲学和科学的张力。我不喜欢分析哲学的最终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哲学从事者”并没有生活在可说和不可说的边界上，从而根本不是爱智慧的哲学家，反而更像爱推理的修辞家。
因为，对于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这是哲学最起码的德性；眼下，这或许也是被现代分析哲学遗忘最深的德性。而以分析哲学为进路的现代政治哲学，是否还能保持哲学和政治、可说和不可说的起码张力？
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 篇3
全书始于维特根斯坦对世界本质的独特界定：“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对世界构成的认知，强调世界并非由孤立的事物堆积而成，而是由事物间的关系——即事实——编织而成的复杂网络。这一观念为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铺设了基石：语言作为表达工具，必须精准捕捉并再现世界的逻辑结构。
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他认为，语言的核心使命在于描述世界，每个具有意义的语句都应与一个潜在的事实状态相对应。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图像理论”，将语句比喻为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通过符号与对象间的严密逻辑关联，确保语句能精确地刻画现实。这一理论强调了语言的.逻辑形式对于其意义生成的关键作用，只有当语句的逻辑结构与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相契合时，语句才具有真理性。
在讨论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时，维特根斯坦指出，思想是无声的语言，它们与可言说的部分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逻辑空间”。思想借助语言得以明确表达，而语言则通过逻辑规则组织起来，形成能够清晰传达思想的形式。他强调，能够言说的东西必定可以清楚地思考，反之亦然，即“凡是可以想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想；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清楚地说。”这表达了他对语言与思想之间透明性、一致性关系的坚定信念。
此外，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问题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许多传统哲学难题源于语言的误用或滥用，即试图用语言去表述超越语言界限的“神秘”事物，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哲学争论。他主张回归语言的日常用法，关注语言的实际应用情境，以此消解哲学困惑。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即“哲学的全部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预示了其后期语言游戏理论的萌芽，也对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逻辑哲学论》通过对语言、逻辑、世界与思想之间关系的深入剖析，展现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卓越贡献，以及对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性见解。他强调语言的逻辑形式、事实描述功能，以及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批判态度，不仅为20世纪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也为后世学者理解和探究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逻辑哲学论读书笔记 篇4
《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早年哲学体系的精华凝聚，全书以精炼且符号化的表述方式，深度剖析了语言、思维与世界三者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诸多哲学难题的根源在于语言的误用，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语言进行澄清，使其回归到作为“逻辑显像”（picture theory）的本真角色。
首要，维特根斯坦构建了“世界即事实，事实即事态”的核心理念。他指出，世界是由无数个不可再分的原子事实拼接而成，这些基本元素通过逻辑关联形成千变万化的事态。此观点凸显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及逻辑结构的决定性力量。